1926年9月初，李大钊以中央政治委员会华北分会主席名义，在北京组织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考试，我有幸参加并得以通过。这年10月5日，经段纯、颜蔚辅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在“北大”支部书记李国瑄的主持下，我在镰刀斧头旗下宣誓入党。在欢送赴苏留学的茶话会上，李大钊指定我为小组长。10月中旬，我们一行五人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准备乘“得富利”号轮船赴苏俄。
经过长途旅行，我们途经海参崴于12月初抵达莫斯科。到达中山大学当晚，我们被领进一间大教室，教室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了好些张打印好的登记表，标有从第一批入学学生依次排列下来的顺序号，每个号下又分派了俄文姓、名、父名，接下来要求填写的项目是中文姓名、曾用名、出生年月、家庭成分、社会地位、民族、文化程度、专业、读过的理论著作等。每个人所填的号码，就是日后的学生证号，俄文姓、名、父名，就是以后的正式姓名。我们这批人大概是从500号左右开始排的，最前的一位是阿列克山德罗娃，即王履冰，是我赴苏途中最先结识的密友，后来同志告诉我，她早已亡故。我填表较迟，排的是第542号，姓萨普罗诺夫，名博理思，父名伊拉里奥诺维契。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我曾当选为学习班长。1927年1月，当选为“中国中央直辖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执委会委员，担任宣传部副部长。4月改任该特支监委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我立即与特支常委会主席张恕安及全体执委一起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声讨“蒋贼血腥罪行”大会。7月，我又当选为该“特支”常委会主席。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后，我立即起草了《愤怒声讨汪精卫武汉政府叛变革命严重罪行》的通电，并由塔斯社发出。1927年秋，鉴于已堕落成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我认为“中国中央直辖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故而在特支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宣布解散特支，声明退出。之后，组织上另任命我为“同志审判会”主席，负责调解和判决全校师生员工个人间争端和纠纷工作。
1927年冬，中山大学改组为“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大”。次年7月，“中大”学生在“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第一团”的番号下，被派往苏联红军无产阶级模范步兵独立师在莫斯科近郊的野营中进行了两个月的实习。我在一次模拟实战演习中担任了一个机关枪连的指导员兼代理连长。9月，我与曹靖华被派往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任中文讲师。
1929年1月，我又被调回莫斯科“中大”任中文教员兼中文教授会主任，并担任党小组的指导员。这时，由徐特立、王维夏、钱介磐、沈泽民和我五人组成了中文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分工负责编写教科书四册，但由于不久在“中大”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除沈泽民负责的部分交稿外，其余各册均未完成。
在“中大”，对我们这些留苏的人来说，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与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了。早在1928年，王明一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兼“中大”校长米夫和党支部书记别尔曼的扶持下，就结成了宗派小集团，企图把中国党完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采用扣帽子、残酷斗争的手段打压不听从他们的人。对于王明一伙的倒行逆施，“中大”的广大党团员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按照苏共党章的规定，支部局每三个月必须召开全体支部大会，进行工作总结，经大会全面讨论并获得通过之后，进行改选。然而王明集团自1928年8月底上台成为当权派后，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不敢照章行事，一直到1929 年9月下旬才召开了全体支部大会，我们把这次会议叫作“十天大会”。当支部组织委员王云程宣布开会并提出一个主席团候选名单要求大会表决时，立即遭到了绝大部分与会人员的反对。王云程无奈，只得让大会选出主席团，并由主席团选出余笃三同志为常务执行主席。会上，当支部书记托金的工作总结报告一结束，大会即对其报告进行讨论。当时要求所有发言的人必须事先报名登记。与会人员争先恐后地报名，发言者一个接一个，滔滔不绝，有揭发，有愤怒控诉，有尖锐批判。当时在大会上先后发言得到热烈掌声的，我记得有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瓦什诺夫（郭妙根）、张和尚（张荷生）、周保中、柳溥庆、张崇德、唐有章、张崇文等。至于他们发言的内容由于年代已久，难以记起。
在大会常务执行主席余笃三同志的协调下，我得到了两次发言的机会。第一次发言，我斥责了托金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在第二次发言时，我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指斥王明集团侈谈“中国劳动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党造就有高深理论的高层领导人才”的鬼话，郑重指出：“按照目前‘中大’的现实情况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实际要求，‘中大’的根本任务，只应也只能是为中国党培育中、下层干部。你们侈谈的那一套鬼话，说穿了，纯粹是为实现你们一旦归国夺权实行教条主义路线的可耻阴谋作未雨绸缪的舆论准备。要知道党的最高领导，必须而且只有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做出大量的卓越贡献和辉煌业绩才能轻松的获得广大党、团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衷心拥戴！像你们这些莫斯科城市里‘烤制的洋面包’，既没有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那样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又没有‘土包子’总结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焕发出的伟大战斗力，尤其是没有‘土包子’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气魄，光靠捡拾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词句的琐屑皮毛，根本没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一味夸夸其谈，不懂得如何活学活用，即使你们的米夫大叔，打着共产国际的大旗，硬把你们塞进我们的党中央，也必然会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还针对王明集团就“保送进红色学院深造的人选”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强调说：“先于一切，站在党的立场，从富有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又一贯对党无限忠诚的同志中选拔。这样，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入学习研究，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的领会达到更高、更广的境界，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然而，你们却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专挑说话很顺耳的人，而且其中有的人从来就没参加过革命活动。试问，这种人物日后能有所作为，对党和革命事业能有贡献吗？！”接着，我又揭发了王明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封官许愿、拉帮结派的卑鄙行径。本年（1929年）3月初，有人把我拉到王明房间里玩，当时别尔曼夫妇也在座。瞎扯了一阵之后，王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东方部打算派你回去接手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把它办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回答说：“党这样信任我，派我去担任这样重要的工作，我当然要全力以赴，认真圆满完成。可是，我这个人又笨又犟，从来不会跟人做交易。”王明忙说：“你没听懂我的话，东方部特派你去主编，是地位很高的工作，并不是出版发行之类的烦琐事务。”我回答说：“你的话，我完全听懂了，倒是你没懂我的话。”我的发言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大会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为5分钟，我的发言在与会群众的支持下超过了10分钟。
大概王明集团从我这两次大会发言中，看到了我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后来，王明又派人来到我的房间，不加掩饰地对我说，只要我放弃反对他们的立场，他们就能恢复我中文教授会主任的职务，还可以给我介绍对象，中国的、俄国的都行。我说，我的中文教授会主任，并非由谁罢免的，是我自己辞去，到工厂去参加生产，为回国作准备的。我的这一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至于什么对象不对象，我毫无兴趣。总之，你们不必枉费心机了。于是王明集团才死了拉拢我的心，我最终成为他们打击的重要对象之一。
支部局全体大会开到第九天时，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理茨同志来参加午后的大会。他针对王明集团的所作所为作了长达4个多小时义正词严的批判。最后他严厉指出：“在这里，在莫斯科，你们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证明你们就是真正好样的。只有在那里，在中国革命前线的流血斗争中，用你们的实际英勇行动，才能够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索理茨把“不是这里，而是那里”这句话重复了三次，且一次比一次高亢、一次比一次慷慨激昂。索理茨同志的讲话，得到全场长时间极其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由于索理茨同志发言所造成的影响，原来跟着王明集团跑的人，见风使舵。最后在对支部局炮制的《解散党支部局决议案》提交第十天上午大会进行表决时，有5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举手赞成的不过寥寥29人，而这29人当中还有个同志，既未成年，又是个团员。所以，大会执行主席余笃三同志，散会后一跨出会场门口，便哈哈大笑说：“可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集团一直把“支部局执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挂在嘴边）才‘二十八个半’！”可千万别小看了这句话，虽只有五个字，但它既是对王明集团极其尖锐深刻的讽刺，又是对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里广大党团员群众正义斗争的肯定。这句话不胫而走，一时风靡莫斯科所有有中国同志的院校。
为挽回颓势，王明一伙急忙把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搬到第十天午后大会上来。老芬果然不负支部局教条主义者们所望，以区委的名义命令马上停止对“支部局工作总结报告”的讨论，同时命令立即休会，既不就广大党团员群众十天来对“总结报告”所进行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作任何结论，也不遵守《党章》关于支部局每三个月一定要进行改选的规定，“十天大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把许多人都推进了深渊。在“十天大会”之后两天，王明一伙突然临时召开紧急支部大会，组织委员王云程喜形于色地拿着一个皱巴巴的中国式信封和同样皱巴巴的两页小信纸，宣称：“昨天晚上，有个河南人赵言清，俄文名马马也夫，在宿舍上吊自杀了，床垫下留了封遗书，揭发校内存在一个庞大的秘密托派组织，有200多人。他就是这一个组织的总头头，深感对不起党，所以自杀赎罪。”王云程晃晃手中信纸说：“这就是200多人的名单。”一时间，整个会场大为震惊。但我们感到有不少可疑之处，赵言清既然揭发了这个重大要案，对党做出大的贡献，正应积极与托派做坚决斗争，建功赎罪，为何反而消极自杀，再说宿舍里根本就没有可挂绳子上吊的地方。尤其是全校不过500来人，一下子冒出200多个托派，几乎是一半，这可能吗？那两页小小的信纸，已有赵言清揭发和自责线多人的名字吗？赵言清能够知道并记住200多人的姓名吗？尽管大家都怀疑，可没人想到王云程所宣称的根本就是假案。
我是1946年在苏联北极圈内沃尔古打牢营服役期间，听了范文惠（亦名范金标）同志详谈“中大”托派事件真相后，才恍然大悟的。当时老范深感痛悔地说：“中大托派秘密组织的总头头，始终是我。我是所谓组织部长，另有两个头头分别管宣传和妇青工作，再有一个与俄国托派单线联系的交通员，俄名涅克拉索夫，四川人。在我的领导下共有七个小组，各小组分别有二至五人不等，包括小组长在内。所有这一些状况，只我一个人知道，其他头头都不清楚。至于七个小组内各有多少人、姓啥名啥，该小组内的人都毫不知情，除该小组组长一人知道外，连我这个所谓总头头也全不知道。在如此严格保密的制度下，我也仅仅知道七个小组长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三个头头及一个交通员，共11人而已。那么‘中大’内托派共有多少人，如果平均每个小组都是三个，则共为21人，加上三个头头和一个交通员，则总共25人。如果充其量每个小组都是五人，那总共也只有39人，绝对没有200多人。赵言清既不是个什么总头头，连七个小组长里都没有他，至多是个一般托派分子，说他写出200多人的托派名单，这绝对不可能，纯粹是个弥天大谎。因此，赵言清绝对没有一点必要自杀，这显然是王明集团精心炮制的托派假案。”
由于受到“假托派案”的牵连，从1929年末至1930年初，先后有100多人遭到逮捕，判处五年劳改的有50余人，押赴高尔基市和伊万诺沃两所工厂劳动的有40余人，经由中亚驱逐出境的有十来人。1929年12月，以派赴远东工作为名的70余人中，周达明和王长熙两同志被“格卑乌”特工打成“日本间谍”而遭杀害。何允汉、林登岳、方洛舟、查织云、千如常等人被判处五年劳改，周保中、李耀奎、廖竹君、张锡瑞等同志逃回国内得以幸免，其余大多不知下落。我由于受到王明集团的迫害，于1930年4月10日被殷鉴以共产国际监委找我谈话为名，送进了“格卑乌”牢房，囚禁八个月后，没经任何法庭审讯，即由“格卑乌”特别会议于1930年11月判处五年劳改。
1935年5月，“刑满”后回到莫斯科，我得到威望崇高的老布尔什维克、历任中央委员、国际列宁学院院长、“中大”第三任校长基尔三诺娃同志的热情帮助。基尔三诺娃1929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大”校长兼清党委员会主席，她曾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活跃在白匪占领区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游击队司令员。尽管她当校长期间没办法彻底改变“中大”的现实，但她总是尽其所能，对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加以保护。据我所知，这位正直的苏联女革命家曾先后帮助过多位处于不幸的中国同志，这中间还包括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唐义贞（女，团员）、王观澜、周保中等同志，并曾把王明一伙视为眼中钉的周达明、俞秀松、董亦湘等同志转移到列宁学院加以保护。即使对被判处劳改的同学在临起解前仍发给每人一件呢军大衣和12卢布的津贴。因此，当我1935年从苏联极北地区回到莫斯科正走投无路之际，我以师生关系住进了她的府上，并由她为我作了妥善安置。当年苏联有条不成文的法规：凡是要在城市找到工作，必须有这个城市的常住户口，而要落上城市的常住户口，又必须先有这个城市的固定工作单位。基尔三诺娃为我联系了全联盟职工工会中央理事会，进入了高尔基市莫洛托夫汽车厂工作，住进了原美国专家住过的高级住宅区——美国村，享受外侨供应的优越待遇。这是连中等以上的政府官员都无法享受到的。由于工作成绩出色，我还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对导师基尔三诺娃同志的关心，我永志不忘。得悉她去世的消息后，我曾作过一首《七律》诗，以示哀悼：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多后，由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事件，苏联进行肃反。1936年9月，我再次被无辜株连又投进了高尔基市内牢狱，也未经任何法庭审判，由苏联人民内务部三人团以莫须有的反苏煽动罪处以五年劳改。到1941年，本来已刑满，但因苏联发生卫国战争，我被宣布为所谓暂时隔离者，直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4月才得以获释，实际被拘禁近十年。获释后，我选择了中亚地区一个闭塞的农村作为定居点，断绝了与故旧的任何联系，学会了皮鞋匠手艺以维持生计。两年多后，苏联发生了日丹诺夫被暗杀事件而进行肃反，于是我第三次被投入牢房。还是未经任何法庭审判，由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以所谓反苏煽动和反苏组织等莫须有的罪名，处以十年劳改。到1955年5月，在被拘禁将近七年之后，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甄别小组长作出了罪名无据的决定，才得以释放。三次无辜入狱长达22年。
获释后，我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于1956年9月又回到了中亚农村原定居点，加入了集体农庄，当上了记工员。年底，我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提出了回国申请。1957年2月，向苏联人民内务部申请出国护照，10月领到护照起程回国。11月8日，到达北京，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国后，我经同志证明，报请中央组织部调查核实，于1958年4月正式决定恢复我的中国党籍，党龄从入党之日算起。
1926年9月初，李大钊以中央政治委员会华北分会主席名义，在北京组织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考试，我有幸参加并得以通过。这年10月5日，经段纯、颜蔚辅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在“北大”支部书记李国瑄的主持下，我在镰刀斧头旗下宣誓入党。在欢送赴苏留学的茶话会上，李大钊指定我为小组长。10月中旬，我们一行五人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准备乘“得富利”号轮船赴苏俄。
经过长途旅行，我们途经海参崴于12月初抵达莫斯科。到达中山大学当晚，我们被领进一间大教室，教室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了好些张打印好的登记表，标有从第一批入学学生依次排列下来的顺序号，每个号下又分派了俄文姓、名、父名，接下来要求填写的项目是中文姓名、曾用名、出生年月、家庭成分、社会地位、民族、文化程度、专业、读过的理论著作等。每个人所填的号码，就是日后的学生证号，俄文姓、名、父名，就是以后的正式姓名。我们这批人大概是从500号左右开始排的，最前的一位是阿列克山德罗娃，即王履冰，是我赴苏途中最先结识的密友，后来同志告诉我，她早已亡故。我填表较迟，排的是第542号，姓萨普罗诺夫，名博理思，父名伊拉里奥诺维契。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我曾当选为学习班长。1927年1月，当选为“中国中央直辖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执委会委员，担任宣传部副部长。4月改任该特支监委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我立即与特支常委会主席张恕安及全体执委一起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声讨“蒋贼血腥罪行”大会。7月，我又当选为该“特支”常委会主席。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后，我立即起草了《愤怒声讨汪精卫武汉政府叛变革命严重罪行》的通电，并由塔斯社发出。1927年秋，鉴于已堕落成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我认为“中国中央直辖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故而在特支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宣布解散特支，声明退出。之后，组织上另任命我为“同志审判会”主席，负责调解和判决全校师生员工个人间争端和纠纷工作。
1927年冬，中山大学改组为“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大”。次年7月，“中大”学生在“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第一团”的番号下，被派往苏联红军无产阶级模范步兵独立师在莫斯科近郊的野营中进行了两个月的实习。我在一次模拟实战演习中担任了一个机关枪连的指导员兼代理连长。9月，我与曹靖华被派往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任中文讲师。
1929年1月，我又被调回莫斯科“中大”任中文教员兼中文教授会主任，并担任党小组的指导员。这时，由徐特立、王维夏、钱介磐、沈泽民和我五人组成了中文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分工负责编写教科书四册，但由于不久在“中大”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除沈泽民负责的部分交稿外，其余各册均未完成。
在“中大”，对我们这些留苏的人来说，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与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了。早在1928年，王明一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兼“中大”校长米夫和党支部书记别尔曼的扶持下，就结成了宗派小集团，企图把中国党完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采用扣帽子、残酷斗争的手段打压不听从他们的人。对于王明一伙的倒行逆施，“中大”的广大党团员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按照苏共党章的规定，支部局每三个月必须召开全体支部大会，进行工作总结，经大会全面讨论并获得通过之后，进行改选。然而王明集团自1928年8月底上台成为当权派后，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不敢照章行事，一直到1929 年9月下旬才召开了全体支部大会，我们把这次会议叫作“十天大会”。当支部组织委员王云程宣布开会并提出一个主席团候选名单要求大会表决时，立即遭到了绝大部分与会人员的反对。王云程无奈，只得让大会选出主席团，并由主席团选出余笃三同志为常务执行主席。会上，当支部书记托金的工作总结报告一结束，大会即对其报告进行讨论。当时要求所有发言的人必须事先报名登记。与会人员争先恐后地报名，发言者一个接一个，滔滔不绝，有揭发，有愤怒控诉，有尖锐批判。当时在大会上先后发言得到热烈掌声的，我记得有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瓦什诺夫（郭妙根）、张和尚（张荷生）、周保中、柳溥庆、张崇德、唐有章、张崇文等。至于他们发言的内容由于年代已久，难以记起。
在大会常务执行主席余笃三同志的协调下，我得到了两次发言的机会。第一次发言，我斥责了托金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在第二次发言时，我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指斥王明集团侈谈“中国劳动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党造就有高深理论的高层领导人才”的鬼话，郑重指出：“按照目前‘中大’的现实情况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实际要求，‘中大’的根本任务，只应也只能是为中国党培育中、下层干部。你们侈谈的那一套鬼话，说穿了，纯粹是为实现你们一旦归国夺权实行教条主义路线的可耻阴谋作未雨绸缪的舆论准备。要知道党的最高领导，必须而且只有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做出大量的卓越贡献和辉煌业绩才能轻松的获得广大党、团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衷心拥戴！像你们这些莫斯科城市里‘烤制的洋面包’，既没有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那样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又没有‘土包子’总结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焕发出的伟大战斗力，尤其是没有‘土包子’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气魄，光靠捡拾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词句的琐屑皮毛，根本没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一味夸夸其谈，不懂得如何活学活用，即使你们的米夫大叔，打着共产国际的大旗，硬把你们塞进我们的党中央，也必然会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还针对王明集团就“保送进红色学院深造的人选”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强调说：“先于一切，站在党的立场，从富有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又一贯对党无限忠诚的同志中选拔。这样，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入学习研究，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的领会达到更高、更广的境界，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然而，你们却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专挑说话很顺耳的人，而且其中有的人从来就没参加过革命活动。试问，这种人物日后能有所作为，对党和革命事业能有贡献吗？！”接着，我又揭发了王明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封官许愿、拉帮结派的卑鄙行径。本年（1929年）3月初，有人把我拉到王明房间里玩，当时别尔曼夫妇也在座。瞎扯了一阵之后，王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东方部打算派你回去接手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把它办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回答说：“党这样信任我，派我去担任这样重要的工作，我当然要全力以赴，认真圆满完成。可是，我这个人又笨又犟，从来不会跟人做交易。”王明忙说：“你没听懂我的话，东方部特派你去主编，是地位很高的工作，并不是出版发行之类的烦琐事务。”我回答说：“你的话，我完全听懂了，倒是你没懂我的话。”我的发言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大会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为5分钟，我的发言在与会群众的支持下超过了10分钟。
大概王明集团从我这两次大会发言中，看到了我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后来，王明又派人来到我的房间，不加掩饰地对我说，只要我放弃反对他们的立场，他们就能恢复我中文教授会主任的职务，还可以给我介绍对象，中国的、俄国的都行。我说，我的中文教授会主任，并非由谁罢免的，是我自己辞去，到工厂去参加生产，为回国作准备的。我的这一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至于什么对象不对象，我毫无兴趣。总之，你们不必枉费心机了。于是王明集团才死了拉拢我的心，我最终成为他们打击的重要对象之一。
支部局全体大会开到第九天时，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理茨同志来参加午后的大会。他针对王明集团的所作所为作了长达4个多小时义正词严的批判。最后他严厉指出：“在这里，在莫斯科，你们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证明你们就是真正好样的。只有在那里，在中国革命前线的流血斗争中，用你们的实际英勇行动，才能够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索理茨把“不是这里，而是那里”这句话重复了三次，且一次比一次高亢、一次比一次慷慨激昂。索理茨同志的讲话，得到全场长时间极其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由于索理茨同志发言所造成的影响，原来跟着王明集团跑的人，见风使舵。最后在对支部局炮制的《解散党支部局决议案》提交第十天上午大会进行表决时，有5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举手赞成的不过寥寥29人，而这29人当中还有个同志，既未成年，又是个团员。所以，大会执行主席余笃三同志，散会后一跨出会场门口，便哈哈大笑说：“可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集团一直把“支部局执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挂在嘴边）才‘二十八个半’！”可千万别小看了这句话，虽只有五个字，但它既是对王明集团极其尖锐深刻的讽刺，又是对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里广大党团员群众正义斗争的肯定。这句话不胫而走，一时风靡莫斯科所有有中国同志的院校。
为挽回颓势，王明一伙急忙把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搬到第十天午后大会上来。老芬果然不负支部局教条主义者们所望，以区委的名义命令马上停止对“支部局工作总结报告”的讨论，同时命令立即休会，既不就广大党团员群众十天来对“总结报告”所进行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作任何结论，也不遵守《党章》关于支部局每三个月一定要进行改选的规定，“十天大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把许多人都推进了深渊。在“十天大会”之后两天，王明一伙突然临时召开紧急支部大会，组织委员王云程喜形于色地拿着一个皱巴巴的中国式信封和同样皱巴巴的两页小信纸，宣称：“昨天晚上，有个河南人赵言清，俄文名马马也夫，在宿舍上吊自杀了，床垫下留了封遗书，揭发校内存在一个庞大的秘密托派组织，有200多人。他就是这一个组织的总头头，深感对不起党，所以自杀赎罪。”王云程晃晃手中信纸说：“这就是200多人的名单。”一时间，整个会场大为震惊。但我们感到有不少可疑之处，赵言清既然揭发了这个重大要案，对党做出大的贡献，正应积极与托派做坚决斗争，建功赎罪，为何反而消极自杀，再说宿舍里根本就没有可挂绳子上吊的地方。尤其是全校不过500来人，一下子冒出200多个托派，几乎是一半，这可能吗？那两页小小的信纸，已有赵言清揭发和自责线多人的名字吗？赵言清能够知道并记住200多人的姓名吗？尽管大家都怀疑，可没人想到王云程所宣称的根本就是假案。
我是1946年在苏联北极圈内沃尔古打牢营服役期间，听了范文惠（亦名范金标）同志详谈“中大”托派事件真相后，才恍然大悟的。当时老范深感痛悔地说：“中大托派秘密组织的总头头，始终是我。我是所谓组织部长，另有两个头头分别管宣传和妇青工作，再有一个与俄国托派单线联系的交通员，俄名涅克拉索夫，四川人。在我的领导下共有七个小组，各小组分别有二至五人不等，包括小组长在内。所有这一些状况，只我一个人知道，其他头头都不清楚。至于七个小组内各有多少人、姓啥名啥，该小组内的人都毫不知情，除该小组组长一人知道外，连我这个所谓总头头也全不知道。在如此严格保密的制度下，我也仅仅知道七个小组长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三个头头及一个交通员，共11人而已。那么‘中大’内托派共有多少人，如果平均每个小组都是三个，则共为21人，加上三个头头和一个交通员，则总共25人。如果充其量每个小组都是五人，那总共也只有39人，绝对没有200多人。赵言清既不是个什么总头头，连七个小组长里都没有他，至多是个一般托派分子，说他写出200多人的托派名单，这绝对不可能，纯粹是个弥天大谎。因此，赵言清绝对没有一点必要自杀，这显然是王明集团精心炮制的托派假案。”
由于受到“假托派案”的牵连，从1929年末至1930年初，先后有100多人遭到逮捕，判处五年劳改的有50余人，押赴高尔基市和伊万诺沃两所工厂劳动的有40余人，经由中亚驱逐出境的有十来人。1929年12月，以派赴远东工作为名的70余人中，周达明和王长熙两同志被“格卑乌”特工打成“日本间谍”而遭杀害。何允汉、林登岳、方洛舟、查织云、千如常等人被判处五年劳改，周保中、李耀奎、廖竹君、张锡瑞等同志逃回国内得以幸免，其余大多不知下落。我由于受到王明集团的迫害，于1930年4月10日被殷鉴以共产国际监委找我谈话为名，送进了“格卑乌”牢房，囚禁八个月后，没经任何法庭审讯，即由“格卑乌”特别会议于1930年11月判处五年劳改。
1935年5月，“刑满”后回到莫斯科，我得到威望崇高的老布尔什维克、历任中央委员、国际列宁学院院长、“中大”第三任校长基尔三诺娃同志的热情帮助。基尔三诺娃1929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大”校长兼清党委员会主席，她曾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活跃在白匪占领区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游击队司令员。尽管她当校长期间没办法彻底改变“中大”的现实，但她总是尽其所能，对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加以保护。据我所知，这位正直的苏联女革命家曾先后帮助过多位处于不幸的中国同志，这中间还包括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唐义贞（女，团员）、王观澜、周保中等同志，并曾把王明一伙视为眼中钉的周达明、俞秀松、董亦湘等同志转移到列宁学院加以保护。即使对被判处劳改的同学在临起解前仍发给每人一件呢军大衣和12卢布的津贴。因此，当我1935年从苏联极北地区回到莫斯科正走投无路之际，我以师生关系住进了她的府上，并由她为我作了妥善安置。当年苏联有条不成文的法规：凡是要在城市找到工作，必须有这个城市的常住户口，而要落上城市的常住户口，又必须先有这个城市的固定工作单位。基尔三诺娃为我联系了全联盟职工工会中央理事会，进入了高尔基市莫洛托夫汽车厂工作，住进了原美国专家住过的高级住宅区——美国村，享受外侨供应的优越待遇。这是连中等以上的政府官员都无法享受到的。由于工作成绩出色，我还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对导师基尔三诺娃同志的关心，我永志不忘。得悉她去世的消息后，我曾作过一首《七律》诗，以示哀悼：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多后，由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事件，苏联进行肃反。1936年9月，我再次被无辜株连又投进了高尔基市内牢狱，也未经任何法庭审判，由苏联人民内务部三人团以莫须有的反苏煽动罪处以五年劳改。到1941年，本来已刑满，但因苏联发生卫国战争，我被宣布为所谓暂时隔离者，直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4月才得以获释，实际被拘禁近十年。获释后，我选择了中亚地区一个闭塞的农村作为定居点，断绝了与故旧的任何联系，学会了皮鞋匠手艺以维持生计。两年多后，苏联发生了日丹诺夫被暗杀事件而进行肃反，于是我第三次被投入牢房。还是未经任何法庭审判，由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以所谓反苏煽动和反苏组织等莫须有的罪名，处以十年劳改。到1955年5月，在被拘禁将近七年之后，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甄别小组长作出了罪名无据的决定，才得以释放。三次无辜入狱长达22年。
获释后，我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于1956年9月又回到了中亚农村原定居点，加入了集体农庄，当上了记工员。年底，我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提出了回国申请。1957年2月，向苏联人民内务部申请出国护照，10月领到护照起程回国。11月8日，到达北京，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国后，我经同志证明，报请中央组织部调查核实，于1958年4月正式决定恢复我的中国党籍，党龄从入党之日算起。
1926年9月初，李大钊以中央政治委员会华北分会主席名义，在北京组织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考试，我有幸参加并得以通过。这年10月5日，经段纯、颜蔚辅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在“北大”支部书记李国瑄的主持下，我在镰刀斧头旗下宣誓入党。在欢送赴苏留学的茶话会上，李大钊指定我为小组长。10月中旬，我们一行五人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准备乘“得富利”号轮船赴苏俄。
经过长途旅行，我们途经海参崴于12月初抵达莫斯科。到达中山大学当晚，我们被领进一间大教室，教室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了好些张打印好的登记表，标有从第一批入学学生依次排列下来的顺序号，每个号下又分派了俄文姓、名、父名，接下来要求填写的项目是中文姓名、曾用名、出生年月、家庭成分、社会地位、民族、文化程度、专业、读过的理论著作等。每个人所填的号码，就是日后的学生证号，俄文姓、名、父名，就是以后的正式姓名。我们这批人大概是从500号左右开始排的，最前的一位是阿列克山德罗娃，即王履冰，是我赴苏途中最先结识的密友，后来同志告诉我，她早已亡故。我填表较迟，排的是第542号，姓萨普罗诺夫，名博理思，父名伊拉里奥诺维契。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我曾当选为学习班长。1927年1月，当选为“中国中央直辖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执委会委员，担任宣传部副部长。4月改任该特支监委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我立即与特支常委会主席张恕安及全体执委一起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声讨“蒋贼血腥罪行”大会。7月，我又当选为该“特支”常委会主席。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后，我立即起草了《愤怒声讨汪精卫武汉政府叛变革命严重罪行》的通电，并由塔斯社发出。1927年秋，鉴于已堕落成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我认为“中国中央直辖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故而在特支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宣布解散特支，声明退出。之后，组织上另任命我为“同志审判会”主席，负责调解和判决全校师生员工个人间争端和纠纷工作。
1927年冬，中山大学改组为“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大”。次年7月，“中大”学生在“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第一团”的番号下，被派往苏联红军无产阶级模范步兵独立师在莫斯科近郊的野营中进行了两个月的实习。我在一次模拟实战演习中担任了一个机关枪连的指导员兼代理连长。9月，我与曹靖华被派往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任中文讲师。
1929年1月，我又被调回莫斯科“中大”任中文教员兼中文教授会主任，并担任党小组的指导员。这时，由徐特立、王维夏、钱介磐、沈泽民和我五人组成了中文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分工负责编写教科书四册，但由于不久在“中大”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除沈泽民负责的部分交稿外，其余各册均未完成。
在“中大”，对我们这些留苏的人来说，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与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了。早在1928年，王明一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兼“中大”校长米夫和党支部书记别尔曼的扶持下，就结成了宗派小集团，企图把中国党完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采用扣帽子、残酷斗争的手段打压不听从他们的人。对于王明一伙的倒行逆施，“中大”的广大党团员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按照苏共党章的规定，支部局每三个月必须召开全体支部大会，进行工作总结，经大会全面讨论并获得通过之后，进行改选。然而王明集团自1928年8月底上台成为当权派后，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不敢照章行事，一直到1929 年9月下旬才召开了全体支部大会，我们把这次会议叫作“十天大会”。当支部组织委员王云程宣布开会并提出一个主席团候选名单要求大会表决时，立即遭到了绝大部分与会人员的反对。王云程无奈，只得让大会选出主席团，并由主席团选出余笃三同志为常务执行主席。会上，当支部书记托金的工作总结报告一结束，大会即对其报告进行讨论。当时要求所有发言的人必须事先报名登记。与会人员争先恐后地报名，发言者一个接一个，滔滔不绝，有揭发，有愤怒控诉，有尖锐批判。当时在大会上先后发言得到热烈掌声的，我记得有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瓦什诺夫（郭妙根）、张和尚（张荷生）、周保中、柳溥庆、张崇德、唐有章、张崇文等。至于他们发言的内容由于年代已久，难以记起。
在大会常务执行主席余笃三同志的协调下，我得到了两次发言的机会。第一次发言，我斥责了托金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在第二次发言时，我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指斥王明集团侈谈“中国劳动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党造就有高深理论的高层领导人才”的鬼话，郑重指出：“按照目前‘中大’的现实情况和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实际要求，‘中大’的根本任务，只应也只能是为中国党培育中、下层干部。你们侈谈的那一套鬼话，说穿了，纯粹是为实现你们一旦归国夺权实行教条主义路线的可耻阴谋作未雨绸缪的舆论准备。要知道党的最高领导，必须而且只有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做出大量的卓越贡献和辉煌业绩才能轻松的获得广大党、团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衷心拥戴！像你们这些莫斯科城市里‘烤制的洋面包’，既没有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那样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又没有‘土包子’总结自己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焕发出的伟大战斗力，尤其是没有‘土包子’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气魄，光靠捡拾马克思列宁主义个别词句的琐屑皮毛，根本没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一味夸夸其谈，不懂得如何活学活用，即使你们的米夫大叔，打着共产国际的大旗，硬把你们塞进我们的党中央，也必然会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还针对王明集团就“保送进红色学院深造的人选”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强调说：“先于一切，站在党的立场，从富有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又一贯对党无限忠诚的同志中选拔。这样，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入学习研究，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的领会达到更高、更广的境界，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然而，你们却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专挑说话很顺耳的人，而且其中有的人从来就没参加过革命活动。试问，这种人物日后能有所作为，对党和革命事业能有贡献吗？！”接着，我又揭发了王明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封官许愿、拉帮结派的卑鄙行径。本年（1929年）3月初，有人把我拉到王明房间里玩，当时别尔曼夫妇也在座。瞎扯了一阵之后，王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东方部打算派你回去接手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把它办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我回答说：“党这样信任我，派我去担任这样重要的工作，我当然要全力以赴，认真圆满完成。可是，我这个人又笨又犟，从来不会跟人做交易。”王明忙说：“你没听懂我的话，东方部特派你去主编，是地位很高的工作，并不是出版发行之类的烦琐事务。”我回答说：“你的话，我完全听懂了，倒是你没懂我的话。”我的发言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大会规定每人发言时间为5分钟，我的发言在与会群众的支持下超过了10分钟。
大概王明集团从我这两次大会发言中，看到了我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后来，王明又派人来到我的房间，不加掩饰地对我说，只要我放弃反对他们的立场，他们就能恢复我中文教授会主任的职务，还可以给我介绍对象，中国的、俄国的都行。我说，我的中文教授会主任，并非由谁罢免的，是我自己辞去，到工厂去参加生产，为回国作准备的。我的这一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至于什么对象不对象，我毫无兴趣。总之，你们不必枉费心机了。于是王明集团才死了拉拢我的心，我最终成为他们打击的重要对象之一。
支部局全体大会开到第九天时，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理茨同志来参加午后的大会。他针对王明集团的所作所为作了长达4个多小时义正词严的批判。最后他严厉指出：“在这里，在莫斯科，你们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证明你们就是真正好样的。只有在那里，在中国革命前线的流血斗争中，用你们的实际英勇行动，才能够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索理茨把“不是这里，而是那里”这句话重复了三次，且一次比一次高亢、一次比一次慷慨激昂。索理茨同志的讲话，得到全场长时间极其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由于索理茨同志发言所造成的影响，原来跟着王明集团跑的人，见风使舵。最后在对支部局炮制的《解散党支部局决议案》提交第十天上午大会进行表决时，有5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举手赞成的不过寥寥29人，而这29人当中还有个同志，既未成年，又是个团员。所以，大会执行主席余笃三同志，散会后一跨出会场门口，便哈哈大笑说：“可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集团一直把“支部局执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挂在嘴边）才‘二十八个半’！”可千万别小看了这句话，虽只有五个字，但它既是对王明集团极其尖锐深刻的讽刺，又是对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里广大党团员群众正义斗争的肯定。这句话不胫而走，一时风靡莫斯科所有有中国同志的院校。
为挽回颓势，王明一伙急忙把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搬到第十天午后大会上来。老芬果然不负支部局教条主义者们所望，以区委的名义命令马上停止对“支部局工作总结报告”的讨论，同时命令立即休会，既不就广大党团员群众十天来对“总结报告”所进行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作任何结论，也不遵守《党章》关于支部局每三个月一定要进行改选的规定，“十天大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把许多人都推进了深渊。在“十天大会”之后两天，王明一伙突然临时召开紧急支部大会，组织委员王云程喜形于色地拿着一个皱巴巴的中国式信封和同样皱巴巴的两页小信纸，宣称：“昨天晚上，有个河南人赵言清，俄文名马马也夫，在宿舍上吊自杀了，床垫下留了封遗书，揭发校内存在一个庞大的秘密托派组织，有200多人。他就是这一个组织的总头头，深感对不起党，所以自杀赎罪。”王云程晃晃手中信纸说：“这就是200多人的名单。”一时间，整个会场大为震惊。但我们感到有不少可疑之处，赵言清既然揭发了这个重大要案，对党做出大的贡献，正应积极与托派做坚决斗争，建功赎罪，为何反而消极自杀，再说宿舍里根本就没有可挂绳子上吊的地方。尤其是全校不过500来人，一下子冒出200多个托派，几乎是一半，这可能吗？那两页小小的信纸，已有赵言清揭发和自责线多人的名字吗？赵言清能够知道并记住200多人的姓名吗？尽管大家都怀疑，可没人想到王云程所宣称的根本就是假案。
我是1946年在苏联北极圈内沃尔古打牢营服役期间，听了范文惠（亦名范金标）同志详谈“中大”托派事件真相后，才恍然大悟的。当时老范深感痛悔地说：“中大托派秘密组织的总头头，始终是我。我是所谓组织部长，另有两个头头分别管宣传和妇青工作，再有一个与俄国托派单线联系的交通员，俄名涅克拉索夫，四川人。在我的领导下共有七个小组，各小组分别有二至五人不等，包括小组长在内。所有这一些状况，只我一个人知道，其他头头都不清楚。至于七个小组内各有多少人、姓啥名啥，该小组内的人都毫不知情，除该小组组长一人知道外，连我这个所谓总头头也全不知道。在如此严格保密的制度下，我也仅仅知道七个小组长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三个头头及一个交通员，共11人而已。那么‘中大’内托派共有多少人，如果平均每个小组都是三个，则共为21人，加上三个头头和一个交通员，则总共25人。如果充其量每个小组都是五人，那总共也只有39人，绝对没有200多人。赵言清既不是个什么总头头，连七个小组长里都没有他，至多是个一般托派分子，说他写出200多人的托派名单，这绝对不可能，纯粹是个弥天大谎。因此，赵言清绝对没有一点必要自杀，这显然是王明集团精心炮制的托派假案。”
由于受到“假托派案”的牵连，从1929年末至1930年初，先后有100多人遭到逮捕，判处五年劳改的有50余人，押赴高尔基市和伊万诺沃两所工厂劳动的有40余人，经由中亚驱逐出境的有十来人。1929年12月，以派赴远东工作为名的70余人中，周达明和王长熙两同志被“格卑乌”特工打成“日本间谍”而遭杀害。何允汉、林登岳、方洛舟、查织云、千如常等人被判处五年劳改，周保中、李耀奎、廖竹君、张锡瑞等同志逃回国内得以幸免，其余大多不知下落。我由于受到王明集团的迫害，于1930年4月10日被殷鉴以共产国际监委找我谈话为名，送进了“格卑乌”牢房，囚禁八个月后，没经任何法庭审讯，即由“格卑乌”特别会议于1930年11月判处五年劳改。
1935年5月，“刑满”后回到莫斯科，我得到威望崇高的老布尔什维克、历任中央委员、国际列宁学院院长、“中大”第三任校长基尔三诺娃同志的热情帮助。基尔三诺娃1929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大”校长兼清党委员会主席，她曾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活跃在白匪占领区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游击队司令员。尽管她当校长期间没办法彻底改变“中大”的现实，但她总是尽其所能，对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加以保护。据我所知，这位正直的苏联女革命家曾先后帮助过多位处于不幸的中国同志，这中间还包括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唐义贞（女，团员）、王观澜、周保中等同志，并曾把王明一伙视为眼中钉的周达明、俞秀松、董亦湘等同志转移到列宁学院加以保护。即使对被判处劳改的同学在临起解前仍发给每人一件呢军大衣和12卢布的津贴。因此，当我1935年从苏联极北地区回到莫斯科正走投无路之际，我以师生关系住进了她的府上，并由她为我作了妥善安置。当年苏联有条不成文的法规：凡是要在城市找到工作，必须有这个城市的常住户口，而要落上城市的常住户口，又必须先有这个城市的固定工作单位。基尔三诺娃为我联系了全联盟职工工会中央理事会，进入了高尔基市莫洛托夫汽车厂工作，住进了原美国专家住过的高级住宅区——美国村，享受外侨供应的优越待遇。这是连中等以上的政府官员都无法享受到的。由于工作成绩出色，我还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对导师基尔三诺娃同志的关心，我永志不忘。得悉她去世的消息后，我曾作过一首《七律》诗，以示哀悼：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多后，由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事件，苏联进行肃反。1936年9月，我再次被无辜株连又投进了高尔基市内牢狱，也未经任何法庭审判，由苏联人民内务部三人团以莫须有的反苏煽动罪处以五年劳改。到1941年，本来已刑满，但因苏联发生卫国战争，我被宣布为所谓暂时隔离者，直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4月才得以获释，实际被拘禁近十年。获释后，我选择了中亚地区一个闭塞的农村作为定居点，断绝了与故旧的任何联系，学会了皮鞋匠手艺以维持生计。两年多后，苏联发生了日丹诺夫被暗杀事件而进行肃反，于是我第三次被投入牢房。还是未经任何法庭审判，由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以所谓反苏煽动和反苏组织等莫须有的罪名，处以十年劳改。到1955年5月，在被拘禁将近七年之后，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甄别小组长作出了罪名无据的决定，才得以释放。三次无辜入狱长达22年。
获释后，我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于1956年9月又回到了中亚农村原定居点，加入了集体农庄，当上了记工员。年底，我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提出了回国申请。1957年2月，向苏联人民内务部申请出国护照，10月领到护照起程回国。11月8日，到达北京，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国后，我经同志证明，报请中央组织部调查核实，于1958年4月正式决定恢复我的中国党籍，党龄从入党之日算起。